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与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科技导向和时代特征。交通行业要充分发挥“新基建”的引擎动力作用，打好“新”“旧”基建组合拳，高质量打造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交通强国建设做好底盘支撑。

新时代需要新基建

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条件，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交通基础设施既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前提，也是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打造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对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加快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建设发展，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和能力全球领先，长期存在的供需矛盾逐步缓解，一些制约发展的瓶颈得到消除，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结构规模方面，“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为主骨架的综合交通网全面贯通，基本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构成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截止2019年底，综合交通网总里程突破500万公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里程2/3以上。高速公路里程14.9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520个，全球港口吞吐量排名前十位港口中我国占7席；在服务能力方面，铁路旅客周转量与货运量、公路客货运输量及周转量、水路货运量及周转量，快递年业务量均居世界第一。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旅客周转量、货邮周转量均居世界第二；在技术水平方面，高速铁路、特大桥隧、离岸深水港、巨型河口航道整治及大型机场工程等建造技术迈入世界先进或领先行列，高原铁路、高寒铁路、重载铁路等技术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油气管道工程建设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然而，与世界交通强国相比，我国还不是交通基础设施强国，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布局不尽合理，综合交通体系尚不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交通基础设施运能供给紧张与超前并存，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差距较大，“老少边穷”等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仍然艰巨，一些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不足，功能有待提升。受多种因素影响，各种运输方式尚未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交通基础设施供给质量和效率尚不适应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交通强国的要求。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全球竞争力排名第27位，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排名仅列第47位，总体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

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时代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由“加快”转向“加强”，不仅包括“量”的增加，更在于“质”的提升，更好支持创新驱动、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加速重构，新一代信息科技正处于重大突破的窗口期，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是我国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重大战略部署。短期看，“新基建”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长期看，“新基建”将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为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创造基础条件。

新时代需要新基建！在补齐发展短板的同时，加快新引擎助力发展，做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盘支撑，这是新时代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交通运输总体需求依然旺盛，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刚性约束持续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管理和服务协调发展任务依然艰巨。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全面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质量和效率。要充分发挥新基建的引擎动力和带动效应，统筹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新基建的时代特征

“新基建”与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紧密相连，其本质还是基建。相对传统意义上的“旧基建”而言，“新基建”除了具有外部性高、公共性强、投资额大、跨时长等一般特性外，更加突出科技创新、智能绿色、开放共享等特性，具有鲜明的科技导向和时代特征。

一是重在“科技创新”。“新基建”与高新技术，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紧密相连，主要是发力于科技端，基于云计算、区块链、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形成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物联网、智能电网、数字轨道交通等领域。如交通大数据中心，不仅仅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而更是为交通业务拓展、业态创新提供坚实的数据底盘支撑。

二是重在“数字赋能”。“新基建”强调的是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侧重点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网络连接能力，更注重数据采集、智能计算能力，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前瞻布局。如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边缘计算、超级计算等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通过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将加速推进交通要素数字化、智能化，进一步创新交通数据服务产品供给，促进数据资源赋能交通发展。

三是重在“融合协同”。区别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强调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和升级，增强传统基础设施的系统弹性和安全免疫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兴科技，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关键牵引作用，推进资源整合、设施衔接、服务协同。以城市交通系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为例，通过5G网络、北斗导航、物联网、AI等技术的集成创新应用，打造“数据+”“智能+”的新一代智慧城市大脑，实现城市安全可靠、集约高效、智能绿色运行目标，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四是重在“绿色安全”。“新基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强调绿色生态、安全可靠。通过新材料、新技术、新能源的应用，注重推动基础设施绿色安全发展，注重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和可靠性保障。在满足环境要求的同时，兼顾基础设施功能、质量、使命寿命和经济性等，进而促进基础设施体系高质量发展。

由此可见，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旧基建”重在稳需求、注重补短板，“新基建”重在新兴产业、谋未来发展。“新基建”的“新”，不仅在于新产业、新技术的“新”，也在于为传统基建领域补齐短板，发掘新增长点，拓展新业态新模式。未来一段时期，“新”“旧”基建融合发力将成为发展主流，基建投资将更加侧重新基建。

筑牢新基建底盘支撑

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交通行业应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以交通强国建设为统领，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统筹推进“新”“旧”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打造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交通强国建设做好底盘支撑。

第一，强化规划引领，着力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与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功能配置、规模结构。完善多层次网络布局，促进各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加快实现基础设施布局完善、立体互联。出台国家级专项规划或指导意见，强化顶层规划布局。协调好全国部署和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建设，明确发展重点和时序，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良好局面，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规模过度超前。

第二，强化融合协同，着力打好新旧基建组合拳。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做好综合平衡和衔接协调，统筹推进“新”“旧”基建融合发展，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在补齐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传统领域短板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大力推进5G网络、北斗导航、AI、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基建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型数字化交通基础设施。稳步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智能+”改造升级，提升基础设施的系统弹性和安全免疫力。深入推进数据赋能发展，加快构建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慧机场、智慧铁路等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

第三，强化创新驱动，着力推进多元场景化应用。加强新形势下交通行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研究。深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在交通行业的多元化场景应用。深入推进交通要素数字化，加速交通基础设施网、运输服务网、能源网与信息网络的有效融合。积极将新基建纳入交通强国试点建设、交通强国重大工程建设内容，及时做好试点总结评估，引导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最佳实践案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推进协同创新。

第四，强化技术储备，着力提升前瞻性基础研发能力。编制出台交通领域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关键科技产业发展路线图。加强前瞻性、引导性的技术研发与供给，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全面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可能引发交通产业变革的前瞻性技术研究，前瞻研究布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AI+”新一代智能交通系统，制定出台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应用的关键亟需标准。加强交通科技创新基地、研发平台等建设，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验室、支撑新一代交通系统发展的试验基地、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加大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仪器设备和基础科学资源开放共享力度。大力探索“揭榜挂帅”等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第五，强化政策引导，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按照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要求，强化政策支持与引导，研究制定促进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和管理办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共建共享。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投资和金融支持力度，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扩大有效投资。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大政策工具调节力度，严控地方债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