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沿海水上高速路,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建议
宁涛 李睿
一、提升沿海水运大通道作用正当其时
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结合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挑战,针对性提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需要强化交通运输对国内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巨大支撑作用,其中沿海水运大通道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沿海水运大通道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历来也都是国内货物运输的大通道,近十年其占全国货物周转量均达到10%以上,堪称海上高速路。沿海水运大通道纵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北起辽宁丹东,南到广西防城港,长约5000公里,连接沿海5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总量14%,人口占全国总量45%以上,GDP占全国总量60%以上,既能通过江海直达船舶深入长江、珠江流域与内陆地区连通,也能通过沿海港口与全球其他地区连接。
沿海水运具有突出的运能大、成本低、绿色环保、安全可靠的比较优势,是支撑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大动脉,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不可替代的衔接带,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运能大、成本低是水运历史上获得大发展的重要比较优势。以2019年为例,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2亿吨,其中外贸39亿吨,分别占同期全国港口吞吐总量的65.7%和90.2%。选取国内“三西”地区将煤炭运输到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单位成本进行比较,沿海水运成本约占同条件下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的98.6%和80%。
绿色环保是新时期水运补足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比较优势。在国内绿色发展中,水运将发挥其他运输方式无法比拟的能耗优势,以每吨公里能耗为指标进行测算,铁路为水运的1.5倍,公路为水运的6.6倍,航空为水运能耗的168.0倍。
安全可靠是水运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沿海水运在全国大宗物资(如煤炭、粮食、石油等)调运比例中占主体地位,如煤炭,沿海水运约占全国“北煤南运”货运量的80%。面对历史上若干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在全国跨省陆上交通运输系统难以畅通的情况下,沿海水运都承担起了大部分急需物资设备的大规模、大范围转运重任。
二、发展沿海水运大通道面临的机遇与要求
(一)国内大循环为沿海水运需求发展带来新机遇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速推动外向型向内生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促进我国沿海水运恢复性增长带来强劲动力。当前在全球供应链运转不顺畅的背景下,内贸好于外贸,2020年上半年内贸货运量快速实现转负为正,5月份以来实现同比增长5%。同时,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大循环对运输个性化、便捷化等方面需求不断增强,不但要求沿海水运继续发挥传统比较优势,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时效性。
(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出新要求
在“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指引下,人民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新模式的期望越来越高,这为具备绿色环保比较优势的沿海水运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要求沿海水运进一步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有效控制船舶污染物排放,推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应用,加快绿色环保技术装备升级改造,有效降低对海洋环境、大气环境等方面的污染。
(三)交通运输增长对水上公共服务资源提出新要求
随着沿海运输船舶密度、流量不断增强,对航线资源、公共锚地资源、船舶供应配套设施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这就要求对沿海水运大通道港航公共资源进行统筹顶层设计,强化对水上交通运输、渔业发展、生态保护等各领域的协同发展规划,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链协同发展方面提供重要制度保障,优化资源设施布局,提升沿海通道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利用空间。
(四)新技术为沿海水运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加快新技术与传统水运服务的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沿海水运系统的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高效赋能应用,全面提升沿海水运服务能力与效率,更好地发挥沿海水运在满足人们对高效便捷、绿色环保、个性高端等运输服务需求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而为推动港航业实现跨界融合发展、重塑产业链新生态创造积极条件。
三、欧美发展“海上高速路”经验借鉴
(一)欧洲“海上高速路”计划(MPP)
为了确保客货运畅通、强化环境保护,消除道路交通运输拥堵,欧盟规划投资开发“海上高速路”。目的是把“海上高速路”变成欧洲国家交通运输网络的“浮动基础设施”或海面运输走廊,充分利用海运资源,把欧洲各国交通运输行业各类资源集成起来,构建一体化经营管理机制,建成以海运业为基础,具备环境保护功能、经济效益更高的跨国多式联运体系。
欧盟主要设计了4条“海上高速路”(如图1所示),分别是:波罗的海“海上高速路”(链接北海/波罗的海运河沿岸国家)、西欧“海上高速路”(链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北海和爱尔兰海沿岸国家)、东南欧洲“海上高速路”(链接亚得里亚海、伊奥尼亚海、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沿岸国家)、西南欧洲“海上高速路”(链接西地中海、西班牙东部、法国南部、意大利、马耳他和黑海周边等国家和地区)。
为了保障该战略规划落实落地,欧盟成立了“海上高速路基金会(又称马可波罗基金)”,专门用来帮助欧洲班轮公司积极投资开发其近海和沿海船队,尤其是在运价、流通和融资等方面实施优惠和资助,每年的资助预算约为6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4.6亿元),旨在转移每年200亿吨公里的道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就近下海”。随后欧盟又颁布了欧洲“‘海上高速路’基金法律框架”文件,具体规定有关欧盟“海上高速路”工程项目规划内容。
(二)美国“海上高速路”计划(AMHP)
为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维护公共利益,包括减少空气排放,减少道路维护成本等。依据美国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TheEnergyIndependenceandSecurityActof2007),美国交通部发起“海上高速路”倡议(如图2所示),随后在2012年海岸警卫队和海上运输法案(TheCoastGuardandMaritimeTransportationActof2012),和2016年国防部年度财政预算法案(TheNationalDefenseAuthorizationActofFiscalYear2016)进一步拓展海上高速路内涵与项目范畴,截至2018年底,已对25条沿海水运通道编号为“M-x”,包括船舶、航道、港口等项目均可享受美国财政部给予的财税补贴。作为统一的战略资源进行统筹管理,从而帮助水运系统更好融入到综合运输网络中,发挥沿海水运的比较优势。为推动“海上高速路”计划落实落地,美国交通部还出台一系列相关财税政策为“海上高速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帮助等,如《运输基础设施金融与创新法案》(TIFIA),主要包括免除部分非散装运输的港口维护税、对水运投资实施税收减免、加快船只折旧和港口设备采购等内容。
(三)经验启示
1.将沿海水运大通道纳入国家战略发展框架。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是将“海上高速路”纳入战略发展规划框架中,如欧盟是纳入全欧交通运输网络(Trans-EuropeanTransportNetworks,简称TEN-T)战略规划体系,而美国则是将其纳入《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的规划内容等。
2.实施“海上高速路”计划,应充分考虑发挥沿海地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方式的整体效能。沿海水运是最高效和可持续的运输选择之一,欧盟旨在改变各种运输方式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建立促进公路、铁路、内河水运、民航和海运等客货运方式间相互合作的发展模式,共同为以“海上高速路”为主的海陆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链条发展作出贡献,最大化交通运输服务业增加值。
3.为确保计划执行落实,需要设计项目库与资金(政策)保障机制。欧盟与美国均是先纳入法制框架,再配套相应的基金支持,以保障直接惠及纳入计划项目库的企业或船舶,每年对比例额度实行动态调整。欧盟是将“海上高速路”纳入“海上高速路基金法律框架”文件,并同时成立“海上高速路基金”(又称“马可波罗基金”),美国是通过《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2007)》等一系列法案背书,同时纳入每年交通运输特殊基金预算框架。
四、有关建议
鉴于以上认识,借鉴欧盟和美国关于“海上高速路”的发展经验(见附件),建议组织实施“海上高速路振兴计划”,打造更加畅通高效、安全可靠和自主可控的沿海水运大通道,服务新发展格局。
具体建议:
(一)把沿海水运大通道纳入相关发展规划,明确其法律地位和功能定位,打造“海上高速路”。一是开展海上高速路专项规划或专项行动方案,划定沿海水运大通道的航路范围和锚地资源,明确与水上其他活动的界限。二是设立沿海水运大通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库与资金池,辅助以必要的财政补助、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国内货物“就近下海”。三是完善港口仓储、航道、锚地等支持保障系统,提升沿海港口储存能力和航行保障能力,满足国家战略运输与储备需要。
(二)加快建设沿海重点物资运输系统。一是进一步完善沿海煤炭、石油、矿石、粮食等重点物资运输系统的规划与建设,并着力解决海运与内河水运、铁路、公路、管道运输的集疏运系统问题;二是加快内贸高价值、日用消费品以及特种货物的运输装备及配套系统建设,构建服务水平更高的沿海集装箱运输、冷链集装箱运输以及对接服务电商的快递箱运输体系;三是规划建设陆岛运输系统,并推动沿海邮轮、陆岛运输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
(三)实施畅通沿海港口战略。一是优化港口功能定位,尽快修编调整全国沿海港口群规划,进一步明确我国区域港口群发展功能定位,完善现代化国际枢纽港、地区性重要港口和一般港口发展指标体系;二是推进“世界一流港口”建设试点工作,建立港口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推动设施、技术、管理等内在要素高度融合,形成行业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充分发挥沿海港口在强化双循环内外联动的核心枢纽作用,加快内外贸货物运输协同发展,合理布局国内国际航线,做好海铁联运、江海联运以及港口“最后一公里”规划和建设。四是深化港口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更加高效的港口资源配置机制,提高港口管理和服务水平。